中，结果还没出京，就已经少了许多，被惯例分走了，有的是挪作他用，有的是公然减拔，还有许多直接就分了。

　　银子一级级下拔，雁过拔毛，不断的被挪用克扣，最后朝廷拔二百万两银子下去，到了前线军中，可能已经不到二十万两了。

　　最后底下军官们甚至还要克扣，于是真正到士兵手里的已经没几个钱了。

　　百姓负担了所有，甚至超额负担，结果钱没到军人手上。

　　这就是崇祯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征税不合理，没征到该征的人头上，全让无力承担的小老百姓过度承担了，然后征上来的钱被贪污腐败严重，最后钱没有几个落到了实处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御营要好的多。

　　归根到底，绍天朝廷行事，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，在浙江台州起事，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，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，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。

　　说句简单点的，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，就是都察院和六科，都察院是台官，主要是监督百官的，而六科的给事中，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。

　　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，然后呈送皇帝，再由司礼监批红，再交由内阁，内阁再交给六科。

　　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。

　　在这个程序里，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，他们对皇帝的旨意，有封驳权，就是如果觉得不对，可以驳回，拒不下发执行。

　　得改。

　　改了还不行，仍驳回。

　　这个权力很大，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，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、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，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。

　　正因六科权力大，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，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，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，搅风搅雨。

　　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。

　　因为他们是科道官，是谏臣，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，一言不和，就跟皇帝玩封驳，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，这些人再搞起党争，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。

　　可是在绍天朝，完全就不一样了。

　　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，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，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，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，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，是朱以海亲自决策，他搞了个总理处，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，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，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，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。

　　这相当于什么？

　　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，相当于中书门下，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，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，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，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。

　　六科虽然还在，但朱以海同样规定，总理处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，可以直接下达六部诸司和各省地方、军队等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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