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重的名声已经“毁誉参半”。

　　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“民贼”，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“汉奸、刽子手、卖国贼”，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。

　　谷/span新中国建立后，老一代史学家在“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”这个命题上，耗费了不少心思。

　　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，他的人生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思想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，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，提起曾国藩，人们仍然津津乐道。

　　有的评论者说：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，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，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。

　　为什么一个人会既有中兴名臣的美称，又有“卖国贼”的恶名？值得肯定的是，无论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都对他的家书推崇备至，可见他的家书不仅是一部记录家常的书信集，更是一部蕴藏着为人处世，持家教子的智慧书。

　　但是他也杀人无数，且他杀人最理直气壮的理由，恰恰随着旧制度的覆灭遭到了最彻底的否定。

　　小时候的曾国藩并不出众，不算天资聪慧之人，但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，吃得苦中苦，是千古人杰中“笨鸟先飞“的光辉典范。

　　“勤能补拙“下，曾国藩8岁时，即对“四书五经“熟稔于心；14岁时，就能通读《周礼》、《史记》等古典读物。

　　可以说，凭着苦学，年少时的曾国藩便掌握了较为扎实的文化知识底蕴，远远超过同时代的青年才俊及自诩聪明的所谓“天纵英才”们。

　　曾国藩在27岁时，游刃有余地参加道光十八年军机大臣穆彰阿主持的科举考试，圆满高中进士，由此步入晚清悲壮的政坛。

　　面对晩清腐败衰落的局面，以杰出政治家大无畏的勇气迎难而上，实施了一系列革新：

　　整肃吏治，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员；强调“民生多艰“，当“以重农为第一要务“；主张“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“，为官不可自傲，当“修身律己，以忠谋政“；倡导廉正之风，施行仁政，发展国民经济；不盲目排外，认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……

　　曾国藩的这些政治主张，对病入膏肓的晚清而言，就像打了一针强心针，起到了延缓晚清死亡的一时之效。

　　从曾国藩治军的战略思想及付诸实施的效果而言，无疑是开明而又先进的，影响深远。

　　近代军事家亦从中得到借鉴，对之推崇备至，民国有名的军事专家蒋方震还曾胜赞曾国藩为“一个军事天才家”。

　　曾国藩在多年的致仕治军生涯中，在奉行程朱理学的基础上，自成一体。

　　一方面，他不盲目崇拜程理学，客观看待其时代局限，在汲取精华中秉持理解、多元和包容的态度，对后来的陆王心学，亦兼容并包，扬长避短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曾国藩认为，理学之局限，可用气学资源来弥补，根据气学“禀气而生“的理论，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元，天地万物实则“同体“，不过是禀有之气不同罢了。

　　故人胜于物，圣人不同于常人，常人多浊而气薄，不得不说，曾国藩在理学上的研究是有独到之处的，堪称一代理学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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